專家：僅看碳排放總量就指責中國不公平

　　北京時間12月3日凌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自然》雜志的《自然?氣候變化》專刊（Nature Climate Change）在線發表了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科研報告《維持全球升溫低于2℃的挑戰》。該報告公布了丁鐸爾中心“全球碳計劃”年度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數據，全部的數據也在《地球系統科學數據討論》雜志同步發表。

　　作為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學術網絡的核心成員，“復旦―丁鐸爾中心”代為發布“全球碳計劃”2012年度報告新聞稿的中文版。報告顯示，根據總部位于英國東英吉利大學(UEA)的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主導的“全球碳計劃”最新年度數據，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在2012年進一步增加，達到創紀錄的356億噸。而2012年預計增加的2.6%碳排放量使得全球化石燃料燃燒排放比京都議定書設定的基線年1990年增加了58%。

　　研究顯示，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是，中國、美國、歐盟和印度。

　　但是，研究發現，盡管總量偏高，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僅為6.6噸，與美國的人均排放17.2噸還相差甚遠。不過由于歐盟在碳減排領域付出的巨大努力，歐盟的人均排放量降至了7.3噸。另一方面，印度的人均排放量較低，為1.8噸。

　　發達國家須對二氧化碳增加負主任責任

　　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主任、東英吉利大學科琳?樂凱芮教授表示：“在全球氣候對話期間的如此高增長的排放量，讓人感到好像沒有人在認真聽取科學界的看法。”2012年增加的排放量進一步擴大了實際排放量和將全球變暖控制在兩攝氏度以內的排放目標之間的差距。“我很擔憂，按照目前的排放趨勢，全球氣候進一步惡化的風險太高，我們必須采取更為激進的減排計劃。”

　　發表在《自然?氣候變化》雜志的分析結果顯示，為保證將全球變暖控制在兩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實現，全球排放量在2020年之前必須大幅削減。即便沒有氣候政策的驅使，比利時、丹麥、法國、瑞典和英國的能源結構調整，也使得排放量在過去的10年中每年減少了5%。

　　復旦-丁鐸爾中心主管主任戴維斯教授指出：“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須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增加負主要責任，但是今天的挑戰是每一個國家都面臨的。我們相信，中國的改革和創新以及所掌握的科學和技術，使得其有能力在面對這一全球挑戰時起主要的引領作用。”

　　復旦-丁鐸爾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陳建民教授指出：“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接近全球30%的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國家消費的產品有關，所以全球碳排放責任的歸屬非常復雜。但是，中國在目前治理城市空氣污染中所取得的進展，顯示了我們迎接挑戰的能力。”

　　復旦大學環境系董文博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需要客觀地看待中國碳排放總量。中國近10年來一直保持約10%的GDP增長，這帶來對化石能源的巨大消耗。在近年來的多次國際氣候大會上，中國不但常常被發達國家指責為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和溫室氣體減排方面不夠積極和負責，同時也被一些發展中國家視為“不好的榜樣”。但僅從目前的碳排放總量來簡單地指責中國是不公平的。

　　現有國別排放數據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董文博指出，中國人均碳排放量雖然快速上升，但仍然低于歐洲，并遠低于美國。眾所周知，從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歷史積累來看，中國、美國、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國（G8+5國家）從1850年到2004年間，中國的歷史累積排放貢獻占這13個國家的10.8%，只有美國的約1/4；中國的人均歷史累積排放貢獻率僅為1%，遠遠低于美國（21.3%）、加拿大（16%）和英國（16.4%）等發達國家，僅僅高于印度（0.4%）。

　　其次，就中國本身情況來看，中國是制造大國、世界工廠，中國為其他國家承擔了可觀的碳排放。2011年，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聯合復旦大學發布的最新分析報告中首次提出了“碳排放轉移”的概念，強調了從國際貿易的角度正確理解隱含碳排放責任的重要性。事實上，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其碳排放總量中的20%~30%的排放是為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提供相關產品與服務有關。這其實就是西方國家把其二氧化碳的排放轉移到了其他國家的份額中，比如新興經濟體國家中國、印度、巴西等。因此，無論從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積累，或是從中國本身情況出發，都應正確客觀看待中國的碳排放問題。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也認為，有必要更加全面地理解丁鐸爾中心發布的“中國碳排放總量世界第一”的論調。丁鐸爾中心選擇在12 月3日發布有關全球碳排放總量排行，背景有二。其一，11月26日~12月7日聯合國在卡塔爾多哈舉辦氣候變化大會，其主要意圖在于為2015年制定全球 統一碳減排框架確定時間表，與中國有緊密關系的核心要點又在于如何逐步放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中的“雙軌制”原則，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著“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原則”。一般而言，這一原則對中國有利；如果從2013年開始，國際碳減排框架逐步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有證據表明，中國將會因此承受更 多的碳減排壓力，并進而極有可能損及國內的社會經濟成長。

　　其二，在聯合國多哈氣候變化大會前夕，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連續發布分別名為“排放缺口：哥本哈根協議可以實現2攝氏度/1.5攝氏度目標嗎？”和 “降溫：世界難以承受4攝氏度”兩份重要研究報告。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失控的警告，并催促國際社會加緊應對步伐，但其中并無“中國碳排放世界第 一”的說法，也沒有對全球各國的碳排放進行量化對比。就此而言，上述兩份報告兼顧到了各方的利益和顧慮，同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尚無各國官方認同的 碳排放計算標準和核查手段的情況下，現有的國別排放數據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李志青表示，“中國碳排放總量世界第一”論調的關鍵之處在于可以從中得出“中國的碳排放水平很高”的相關結論，“如果說這一結論在技術上可以成立的話，那么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則是不成立的”。

　　李志青解釋，實際上，人均的碳排放水平上，中國低于歐美；在人均產出的碳排放水平上，中國更加遠遠低于歐美和世界水平；時間結構上，中國的歷史 排放水平和整體排放水平都較低；能源結構上，中國的稟賦是“多煤，少油，少氣”的特征，去除這個權重因素，中國的碳排放水平會大幅下降；部門結構上，目前 中國以“多制造，少建筑，少交通”為特征，制造業的排放系數較高，而建筑和交通的排放系數較低，這會影響碳排放的絕對量；貿易結構上，中國的碳排放有“在 內生產，在外消費”的轉移特征，生產屬于高排放過程，消費則是低排放過程，也就是說中國的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在為世界作貢獻；從能效結構上看，中國不同部 門的能效在過去10年里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從而已經有效地降低了碳排放水平。“總之，中國的碳排放水平有著‘絕對高而相對低’，‘總量高而結構低’的特 征，以‘碳排放世界第一’一句話來概括這些特征顯然是不恰當的，也是不夠全面的。”

　　中國主動減排就是為世界發展提供紅利

　　董文博強調，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首先，中國能效提高的速度和水平，全球有目共睹。1990年以來，全球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美國下降了27%，發達國家 平均下降22%，發展中國家平均下降10%，而中國下降了約50%；中國的煤電效率，采用先進的超超臨界技術，每度電煤耗已經降至300克以內，優于多數 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的噸鋼能耗，從1990年的1.5噸下降到目前的0.6噸左右，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第二，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和規模，在全球處于領先水平。不論是風能、太陽能還是生物質能，中國的發展速度均高于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 大的光伏產品生產國，是全球最大風電市場，同時水電裝機容量也是世界第一。目前中國正考慮，到2050年，將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升到50%左右。

　　第三，在全世界不少地區大規模毀林的情況下，中國多年來大力植樹造林，森林覆蓋率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2.7%增加到目前的20%以上。

　　第四，中國的人口控制和脫貧政策，也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有著積極和巨大的貢獻。

　　李志青則表示，根本上而言，國家氣候變化應對和相關碳減排政策的出發點應是服務于經濟發展，尤其是當前體現為經濟轉型的經濟發展，而不是反過 來，讓經濟發展服務于氣候變化應對和碳減排。他認為，中國的碳排放解決了中國的發展問題，實際上也是在為世界的穩定和發展提供“紅利”，作出貢獻；中國已 將生態文明列入國策，提出建設美麗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將繼續堅持走節能減排的道路，繼續努力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水平，這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董文博也指出，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首次把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獨立成章，提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 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和人 民為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全球氣候變化減緩而繼續努力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