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中科院百人計劃20年之際：我的夢中國夢

　　20年前，一張藍圖上繪出梧桐樹，盼鳳來儀，為中國科學增添動力；20年后，藍圖上筆走龍蛇，星光熠熠、氣象萬千。這張一筆一畫繪就的藍圖，正是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實施20年來的真實寫照。

　　1994年，為了吸引、培養和造就一批國際一流的優秀跨世紀年輕學術帶頭人，中科院啟動了國內第一個青年人才支持計劃——“百人計劃”，20年來，“百人計劃”就像一塊“吸金石”一樣，成為中科院人才項目的品牌。

　　20年來，“百人計劃”鍛造出數百位科技帥才，鑄就了一支科研精銳之師，為國內科學、經濟和社會發展發光出力，推動著中國夢的實現。20年在即，《中國科學報》采訪多位“百人計劃”入選者，以期梳理、總結這一重大人才引進制度，從而為下一步國家人才戰略的實施提供借鑒。

　　在等待采訪的時間里，記者在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的走廊里，細讀了墻上張貼的關于周琪研究員的簡介。

　　作為計劃生育生殖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周琪主要從事克隆和治療性克隆相關的基礎及應用研究，這是再生醫學發展的前沿領域。

　　時光回溯至2002年，彼時，在法國國立農藝研究中心（INRA）工作的周琪已是國際生命科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盡管如此，已拿到法國綠卡的他卻毅然踏上回國之旅。隨他同行的還有一個30噸重的集裝箱，里面裝著他心愛的家具和紅酒。

　　在中科院“百人計劃”的支持下，周琪開始在國內著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并將原來的克隆領域拓展到體細胞的編程與重編程、干細胞研究。剛開始，他的實驗室“家徒四壁”。靠著從兄弟實驗室借來的閑置和過時設備，周琪艱難地開始了科研工作。

　　“您曾因為國內外環境的落差而后悔回國嗎？”記者問。

　　“有藥嗎？”周琪笑言。

　　如今的他，同樣擁有一份“沉甸甸”的履歷：首次證明誘導多能干（iPS）細胞與胚胎干細胞一樣具有發育為健康小鼠的能力；證明了iPS細胞來源的小鼠具有致瘤傾向性；曾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周光召基金會“杰出青年基礎科學獎”等多項獎勵……

　　如果時光倒退15年，劉靜也正在作他一生的一個重大抉擇。

　　當年，在美國普渡大學作博士后研究的劉靜放棄了繼續在美國發展的機會，決定回國。而就在一年多前，他剛剛因為留美而辭去所在大學講師的職務，并為付違約金而花光了積蓄。

　　盡管如此，“百人計劃”卻讓他決定再次破釜沉舟，回國開創自己的事業。針對我國醫療器械研發落后、受國外技術壟斷的現狀，劉靜把主攻方向對準了低溫生物醫學和微納尺度傳熱兩個方向。

　　如今，劉靜的研究已開花結果：微創冷熱刀設備，通過極低溫和高溫的瞬間轉換實現微創治療癌癥；有望顛覆3D打印技術的液態金屬，能夠數分鐘內繪制出一塊電路板……

　　2009年，已在美國扎根立業的張凡與先生和孩子一起回國。原因雖然方方面面，而讓張凡毅然決定歸國的卻是異國文化帶來的疏離感。

　　“百人計劃”為難解故土鄉情的游子們提供了契機。最終，張凡選擇了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百人計劃’為回國之初的科研人員提供了一個適應期，在這個平臺的基礎上，可以盡快開展工作，為未來研究打下基礎。”張凡說。

　　在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讀博期間，張凡曾建立了3個綜合水文模型。這一成果在行業中享有很高的評價。回國后，張凡針對青藏高原的特殊環境，在原有模型的基礎上繼續創新，并在寒區水循環研究方面獲得新進展。

　　“百人計劃”，引鳳還巢。記者粗略統計中科院104個科研單位的相關數據發現，目前中科院“百人計劃”資助人數已接近1900人，包括院士、所長、首席科學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學科帶頭人以及更多默默耕耘于科學事業的科技工作者。

　　1997年，“百人計劃”納入“國家杰出青年基金”資助者；1998年，在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啟動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海外優秀人才計劃”；2000年又推出了“海外知名學者計劃”。至此，“百人計劃”已成為中科院對優秀年輕科技人才支持的總稱。

　　至今，中科院“百人計劃”入選者已經為中國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在國際上取得了一批具有非常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北京譜儀Ⅲ和大亞灣中微子實驗都是為人所熟知的國家重大科學項目，而領銜這兩項重要工作的科學家——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長王貽芳正來自于“百人計劃”。

　　2000年，王貽芳放棄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打算回國作中微子研究。受制于當時國內的科研條件以及國家科技戰略需求，他最終投身到北京譜儀Ⅲ的改造工作中。

　　北京譜儀Ⅲ是大型通用磁譜儀，其主要使命在于依托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通過測量正負電子對撞反應產生的次級粒子，研究物質微觀結構的基本組成單元及其相互作用性質。

　 　當時，由于北京譜儀Ⅰ和北京譜儀Ⅱ的技術已相對滯后，北京譜儀Ⅲ的很多研究都要重新開始。為了把最好的系統性能“篩”出來，王貽芳不得不精打細算，硬是 從一個個犄角旮旯里擠出經費，為上百個技術難題的破解提供了穩定的支持，最終使設備的整體性能和主要技術指標達到或超過國際同類裝置的水平。

　　“這不僅是高能物理大型裝備的重大突破，也標志著我國重型機械制造業向高精密和高復雜度方向邁進了一大步。”王貽芳說。

　　2003年，王貽芳“重操舊業”，再次進入中微子實驗研究領域，一干就是10年。2012年3月，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測得中微子振蕩新模式，以王貽芳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開啟了未來中微子物理發展的大門，并被《科學》雜志評選為2012年度十大科學突破之一。

　　一路走來，王貽芳始終難忘“百人計劃”給他提供的科研平臺和一展抱負的機會。“北京譜儀的研究，鍛煉出一批科研骨干，讓后來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獲得成功變為可能。”他說。

　　與很多“百人”不同，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汪壽陽有著兩次入選“百人計劃”的經歷。1996年入選“百人計劃”后，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調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做管理工作，之后，他再次通過競爭、答辯，在2001年獲得“百人計劃”支持。

　　“十幾年前的200萬元科研經費支持差不多相當于現在2000萬元的概念，是非常高強度的支持。這使得我可以去考慮一些對學科發展有意義的問題，并帶起一個高水平的研究團隊。”汪壽陽回憶說。

　　在“百人計劃”的支持下，汪壽陽在不確定性決策、金融風險管理、經濟預測領域取得了一批得到國際同行好評的科研成果，在經濟監測、政府決策等方面獲得應用。同時，他的研究也促成了中科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的成立。

　　“可以毫不過分地說，‘百人計劃’不僅為中科院培養和引進了一大批科研骨干，而且為高校、研究機構甚至國外科研機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基礎人才。”汪壽陽說。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陳楚喬是香港人，2004年入選“百人計劃”，他的研究課題在結題時被評優，并獲得后續經費支持。“‘百人計劃’的工資并不算高，但它可以充分支持我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

　　陳楚喬主要從事精神分裂癥相關的類表型指標和連續體研究。所謂類表型指標研究，是指妄想、幻想等癥狀與基因之間的關聯性，陳楚喬的任務就是找出與相關癥狀匹配的腦區網絡。

　　智商測試是精神類疾病檢測的傳統手段，但也存在耗時長、診斷效果有限的問題，為了改變檢測手段的單一，陳楚喬還專門設計了一套包括動作、電子手套和評估量表在內的檢測體系，希望未來可以和傳統方法結合使用。

　　“在國外，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病理學家、社會工作者，會形成一支團隊。而國內相關專業結合得仍不夠緊密。”陳楚喬希望未來在國際合作中能有更多的突破，“例如建立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數據庫，以便找到類表型的一些指標，為疾病篩查服務”。

　　作為國內最早啟動的國家級人才引進和培養計劃，“百人計劃”為中科院和國家科學發展、社會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龐大的人才計劃也逐漸暴露出一些有待調整的地方。

　　汪壽陽認為，當前，“百人計劃”整體評選比較嚴格，課題結題時的評優過程競爭尤其激烈，然而其支持強度與高校相比卻存在落差。“希望科學院可以爭取到更多的國家支持，使中國科技界這個高端人才品牌做得更好。”

　　2001年，方在慶從德國慕尼黑大學回國，進入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同時入選“百人計劃”。在他辦公室的書櫥里，擺滿了跟愛因斯坦有關的書。作為專門的愛因斯坦研究者，他現在正在做《愛因斯坦全集》的翻譯工作。

　　對于“百人計劃”，方在慶覺得自己無疑是眾多受益者之一。然而他也有感于科研人員忙于跑項目、爭經費的無奈之舉，覺得這既影響了科研成果產出，同時也不利于人才成長。

　　“增加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還是要在制度上保證他們不受科研經費不足的困擾，讓科研人員把精力都用于學術研究。”他強調。

　　在王貽芳看來，隨著“百人計劃”的推出，國家相關部門陸續出臺了各種各樣的人才引進、培養計劃，這直接導致了一個問題，即這些計劃之間沒有較好的銜接，“有些人一下拿了好幾個項目，而有些人一個都拿不到”。

　　“推動中國科技發展、實現科技強國夢，就要把科研人員的心留住。”王貽芳認為，現在的人才計劃很多都注重科研人員的“出身”或者“地位”，而理想的人才計劃應該是“英雄不論出身”，側重于給人才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和環境，讓大多數人能在一個起跑線上起跑。

　　秦剛是中科院空間中心空間天氣室研究員，2005年入選“百人計劃”，他的研究內容是行星際高能粒子傳播的物理機理及其對地球系統產生的影響。能夠獲得“百人計劃”的支持，讓他感到很幸運，因為可以根據興趣組建自己的團隊，從事熱衷的研究方向。

　　科學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現有的考核評價體系則過于“密集”，一年一考甚至半年一考，讓科研人員疲于應付。秦剛對此感到頗為無奈。

　　在科研評審方面，由于熱衷于跑項目的人逐漸增多，難免會出現“利益贖買”的問題，即一部分人拿了很多項目，然而卻沒產出什么像樣的研究成果。劉靜認為，這就是評審機制的問題，“評價一個人不是看他獲得了多少經費支持，而是要回到學術本身，回到科研價值本身”。

　　在劉靜看來，經過前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科技人才隊伍風起云涌、匯聚了大量的智力資源和創新成果，而在未來的人才引進過程中，應更加注重吸引和培養一批以原創技術、嶄新領域和新興科學為代表的創新人才，這樣才能使我國的科學研究直追甚至領先于世界水平。

　　“一種科研機制，如果能夠從培養科研人員的態度、興趣、責任感、歸屬感方面出發，距離成功就不遠了。”陳楚喬說，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僅僅以SCI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更不能使科研被論文所“綁架”。

　　周琪認為，每個用人單位和單元首先應該明確自己的方向，按需引進人才。當前國內過于強調個人層面的評價，往往會沖淡整體的研究布局，這是一個誤區。

　　“我們需要培養的人才應該是可以承擔科學院的方向和使命，有合作、風險精神的人才。同時，我們要培育更具包容性、淳樸、大氣的科研文化環境，大家不計個人得失地為一個目標而努力，這樣才會再現中科院歷史上的盛世。”周琪說。

　　1994年，中國科學院啟動了當時國內最早的高目標、高標準和高強度支持的人才引進培養計劃“百人計劃”。該計劃以每人200萬元的資助力度從國外吸引并培養百余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

　　作為國內第一個科研人才引進項目，該計劃不僅是一個海外引智計劃，更是人才培養與人才吸引并重的大手筆。“百人計劃”引進與培養的優秀人才，堅持的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

　　二十年來，“百人計劃”已支持了數千名優秀人才，培養造就了一批領銜式的學科帶頭人。大批“百人計劃”引進人才或獲得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或擔任“973”項目首席科學家、“863”項目負責人，或擔任國家和中科院重點實驗室主任，或走上了所、局級以上的領導崗位。

　　二十年來，“百人計劃”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在“百人計劃”的支持下，年輕的科學家面向世界科學前沿和國家戰略需求，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開展了富有特色的創新性研究。

　　二十年來，“百人計劃”促進了中科院科技創新隊伍結構的優化和梯隊建設。他們的加盟不僅補充、壯大了中科院的科技將帥人才隊伍，也極大地改善了創新骨干的學歷結構和年齡結構。

　　其實，一路走來，“百人計劃”并非一成不變。為了創造更加適合年輕學術帶頭人的環境，它同樣經歷了不斷改進和提升的過程。

　 　2002年初，在對“百人計劃”的進展和實施情況進行了全面摸底調研的基礎上，中科院決定對計劃的管理模式進行重大改革和調整，“百人計劃”入選者從原 來的“所先行推薦、院評審決策”，改變為“所自主決策、院擇優支持”。新管理模式避免了人才浪費，研究所在引進人才方面的主體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未來，我國科學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百人計劃”在繼承以往優秀經驗的基礎上，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進而繼往開來，再次揚帆起航。

　　在人才培育和吸引方面，應該發揮人才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以前瞻性的眼光，在更高的起點上培養和造就大批高素質科研人才。

　　同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研的差距已不再表現在硬件上，而是表現在人才的軟環境等方面。因此，要想打贏“明天的戰爭”，還要摒棄只追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的短視和狹隘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