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潛”向深海：中國深海考古零突破

▲“深海勇士”號載人潛器布放入水

▲提取水下文物標本

1987年3月，國家文物局牽頭成立了國家水下考古協調小組，成為中國水下考古誕生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30多年來，我國的水下考古基本集中在40米以內的淺海。今天，中國載人深潛技術與水下考古“聯姻”，終于實現了中國深海考古“零的突破”……

■本報記者 張文靜

4月18日上午8點，“探索一號”科考船在海南三亞起航，搭載著載人深潛器“深海勇士”號和水下考古工作者，向西沙北礁海域駛去。此后的八天，工作人員在那里進行了我國首次深海考古調查。

此次的深海考古調查隊由來自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科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館三家機構的工作人員組成。從大多工作集中于40米以淺海域到沖破水下千米深度，他們此行的工作標志著我國水下考古邁出了新的一步。

1003米，歷史性突破

110米，120米，130米……

看著監視器上快速增加的深度數據，第四潛次的考古隊員、海南省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釗開始有點興奮起來。在經過海面上短暫的晃動之后，“深海勇士”號載人深潛器開始平穩而迅速地下降。舷窗外沒有任何參照物可以比照，李釗只能通過監視器上的數據來了解自己下潛的深度。

深潛器的艙室直徑2.1米，里面滿是儀表儀器，一次可搭載三人下潛。主駕居中，副駕居左，考古隊員在右側，他們通過5個圓形舷窗密切地觀察著外面的海底世界。與進行空氣潛水時需要不時做耳壓平衡相比，乘坐“深海勇士”號下潛讓李釗感覺更為舒適一些，“‘深海勇士’號在水底處于中性浮力，讓人仿佛漫游于太空一般”。

中午，深潛器抵達469米處，一個陶罐映入眼簾。對于從2007年就開始進行水下考古的李釗來說，水下文物提取早就見慣了。但第一次在深海用機械手操作，他心里還是有些沒底。大深度下潛、巡航搜索、精確定位、測量取樣、影像記錄、提取上浮……按照事先培訓的步驟，李釗等人沉下心來，操作深潛器漂亮地完成了一系列水下考古的“標準動作”，成功帶回了這次調查的第一件文物標本。下午3點，在448米深度處，他們又發現了第二個陶罐。

李釗所在的第四潛次只是此次深海考古調查的7個潛次之一。

在短短八天的時間里，深海考古隊在環北礁的多波束掃測量達到312公里、7個潛次共潛時66小時51分、最大深度達到1003米、發現與提取器物標本6件、錄制水下與水面視頻資料約2000G、完成深海考古完整檔案1套。“這次深海考古進行得非常順暢，也很高效，這背后是所有工作人員大量的投入。”李釗感嘆說。

4月18日上午，“探索一號”科考船從三亞出發，晚上到達預定的作業海區——北礁后，就連夜開展了物探，作好前期準備，再次確定調查方案。19日一早，深海所的首席科學家與潛航員開始進行工程潛水，即對一個新的工作區域進行首次適應性潛水，對水底的地形、地貌、水流等信息進行收集。緊接著，20日一早，考古人員就與兩位潛航員正式開始下潛考古。原本計劃的六次下潛，最終改為七次。每次下潛都要持續八小時以上，水下的三位工作人員需要一刻不停地觀察、記錄。

此刻，船上的人也沒閑著，他們檢查和討論前一天水下錄制的視頻，安排水下考古講座，有人值班，有人整理資料，每晚7點半大家在一起開工作例會，回顧當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的任務。

緊湊而忙碌的工作使得此次深海考古呈現出非常高的效率。“這次考古覆蓋的范圍是相當大的，如果用傳統的空氣潛水作對比的話，就相當于讓上百個潛水員在水下同時開展工作，才能達到這樣的工作量。”李釗說道。

30年，淺海考古

此次深海考古調查選定的位置是位于中國南海的西沙群島北礁海域。30多年前，我國水下考古的起點也正是從南海開始的。

上世紀80年代，英國人邁克·哈徹在南中國海發現并盜撈了1752年駛離廣州開往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哥德瓦爾森”號商船，并委托佳士得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大肆拍賣這批盜撈的文物。此事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和中國文博界學者的強烈不滿。在此背景下，1987年3月，國家文物局牽頭成立了國家水下考古協調小組；同年8月，廣州救撈局聯合英國商業打撈公司發現“南海I號”沉船；11月，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室創建。

“1987年的這三件大事，成為中國水下考古誕生的重要標志。”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說。

在南海從零開始，而立之年后又在南海探索新的深度、新的領域，對于考古工作者來說，這不是巧合，而是中國水下考古必須要走的道路。

地球上，海洋面積占總面積的71%，平均水深是3733米。在全球海域中，超過1000米水深的海域占到了90%。“即使考慮到古代船舶近岸航行較多的歷史實際，面對這樣的數字和比例，做水下考古，如果不去深海，那你所涉及的范圍將是多么有限！”此次深海考古調查領隊、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丁見祥說。

具體到我國，南海海域約占中國海域面積的三分之二，平均水深約1200多米，中國先民自古以來就不斷在此經營、拓殖，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日漸繁榮，更成為重要的交流和貿易通道。萬里長沙，千里石塘，南海也是一個重要的海難多發區，已至于有人將其與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稱為世界“三大沉船墳墓”。

“在當前的南海水下考古中，我們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北部灣的問題，北部灣是在我國海南島、廣東、廣西與越南之間溝通的一片海域，這片海域在魏晉南北朝之前是一個非常繁忙的海道。但目前北部灣的水下考古幾乎是空白。我們現在在水下發現的遺存都不早于晚唐五代，可以說，中國晚唐五代以前的水下遺存是整體缺失的，而北部灣或許就是尋找更早水下遺存的重要地區。”丁見祥介紹說，“二是我們在整個南海海域總共發現了近140處遺存（暫時不含我國港澳臺地區數據），最集中的在西沙，有106處，但這106處遺存大部分是在10米以淺的礁盤海域發現的。自魏晉南北朝以后，北部灣航線的重要性略有降低，人們開始繞到海南島東側，穿過西沙到達越南等地，這一航線開始繁榮起來，但這里的深海遺存卻還不為我們所知。”

“從整個中國的水下考古來說，我們現在絕大部分發現集中在40米以內的淺海里。可以說，我國的深海考古是個空白。同時，因為淺海的遺存發現成本比較低，遭受破壞的可能性也比較大，保存現狀較差，從水下文物資源調查的角度來講，淺水區礁盤水域的潛力也就相對有限了。”丁見祥說道。

而國際上的深海考古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并依托深海技術的發展而不斷進步。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國際深海考古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深海考古的工作頻率、工作深度大幅增加，深達3800多米的泰坦尼克號沉船也已做過多次考古工作。近年來，美國、法國等國家的深海考古更是取得了重要進展。

“我們要進一步摸清家底或開展研究，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就必然要走向深海。”宋建忠說。

科學和考古“聯姻”

走向深海靠什么？相比于淺海考古，深海考古有何更突出的特點？除了符合考古學的基本規律外，丁見祥認為，那就是它具有高度的技術依賴性。除了考古人員本身就需要依靠深潛技術送達深海外，水下遺存的準確定位、數據采集、文物提取、視頻拍攝等，都需要依靠高度的技術水平，有些水下文物非常脆弱，這對技術及其操作能力的要求也更高。此外，無人潛器與人工智能技術也日益在深海考古作業中發揮重要作用。

“國際上，一項成功的深海考古工作往往凝聚著政府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乃至商業公司的廣泛智慧。比如，隨著上世紀80年代深海技術的新發展，深海考古探索也就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案例增多、工作深度不斷加大，發展出飽和潛水、載人潛器、無人潛器等多種深海考古方式，考古學家的參與度也不斷提升，具有先進技術力量的海洋技術部門與商業公司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股推動力量。”丁見祥介紹說。

“我們之前30年沒有辦法向深海挺進。比如，有些海域從礁盤往外是像懸崖一般下去的，我們根本無法到達。如今‘深海勇士’號的出現給我們深海考古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提供了一個下潛的技術平臺。”宋建忠說。

2017年6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就與中科院深海所進行了密切溝通，2017年9月雙方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很快，2018年1月“深海考古聯合實驗室”成立，致力于推動中國深海考古事業的發展。到了4月，深海考古調查正式啟動。這是去年年底剛剛完成驗收交付使用的國產大深度載人潛器“深海勇士”號第一次應用于行業實踐。

“正是這次合作促成了中國載人深潛技術與水下考古的首次聯合，填補中國深海考古的空白，實現了中國深海考古‘零的突破’。”宋建忠說。

此次深海考古讓考古人員對深潛技術有了更深的了解。“未來，考古與技術的合作將更加密切，考古學家參與的主動性應該更強。”丁見祥說，“考古人員需要基于深海考古和深海技術的實際，對技術提出需求，這個需求提得越細，越有針對性，就會與技術結合得越好，從而推動深海技術向深海考古能力的轉化。”

在這方面，法國考古學家已經做出了表率。2012年10月，法國水下考古學家就啟動了名為“奔向月球”的龐大海洋考古實驗計劃，目的就是設計與測試在2020年滿足深達2000米的考古工地所需要的新型發掘設備、技術與方法。其中，為了獲得深海發掘時身臨其境的觸摸感，法國水下考古中心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合作研制了海洋一號考古機器人，他們期待未來由機器人組成的考古隊能更高效地完成深海考古各項復雜的工作。

只是一個開始

此次的深海考古調查是考古工作者和深海技術團隊的一次主動出擊。“通過這次實踐，我們熟悉了深海考古的作業流程，評估了開展深海考古的各項條件，初步形成了具有深海考古經驗的隊伍。”宋建忠總結說。但他們心里明白，如今雖然邁出了深海考古探索的第一步，但以后的路仍很漫長，我們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著不小的差距，需要基于現有條件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向前走。

“我國的水下考古開展30年來，工作主要依賴一些漁業生產線索，再加上人員比較少，還是有些被動，帶有一種搶救性保護的色彩。”丁見祥說，“從積極的角度來講，有了這些明確的線索，尤其在中國水下考古開創早期，它可以讓我們盡快進入角色，也確實保護和搶救了一大批水下文化遺產。但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正是由于我們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面無暇他顧，欠缺主動性，技術儲備就尤為不足。目前，即使在較淺水域的考古調查中，我們的地球物理探測、圖像識別與解譯等技術儲備也仍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次深海考古就是一個開始。”

“對我們而言，深海考古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與重要的課題。”宋建忠說，“通過這次調查，我們對深海的海底地形、地貌有了直觀的認識，對深海技術與水下考古的結合有了基本了解。目前，我們正在對所有潛次搜集的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和討論，形成工作報告，為發現和保護沉睡在南海深處的文化遺產奠定堅實的基礎。未來，我們會強化物探，增強調查的主動性，積極進行區域調查，推動水下考古進一步發展。”

除了技術之外，水下考古事業的發展同樣離不開人才。“參與這次深海考古調查的隊員涵蓋老中青三代人，他們是中國目前唯一擁有深潛經歷的隊伍。在未來中國深海考古事業的發展進程中，我們要力爭讓他們發揮更加持久的力量。”宋建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