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中國大學為何難獲企業家捐贈

　　 近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了金額為1500萬美元（約9300萬元人民幣）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引發網絡熱議。不少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潘石屹在其認證微博上回應時強調，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來自中國貧困家庭的同學們。

　　作為企業家，潘石屹拿自己掙的錢捐資，不管捐給誰都是他的權利和自由，一些人質疑他為何不捐給中國大學，其實是質疑錯了對象。他們應該質疑的是，中國大學為何難以獲得社會的捐贈，包括企業家的捐贈和校友的捐贈？

　　大約在四年前，中國畢業生張磊向耶魯大學捐款8888888美元，創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個人捐款紀錄。是時，這件事就曾在國內引起廣大網民的熱烈討論。不少人質疑，他為何不捐給他的中國母校——中國人民大學，卻要把錢捐給耶魯大學，網友們對“中國辛辛苦苦培養的高材生幫著人家發展”表示了不滿甚至氣憤。四年之后，網友們對潘石屹的質疑，與當年對張磊的質疑幾乎完全一樣。稍微有些不同的是，有網友質疑為何賺中國人的錢，卻要去捐贈美國大學。

　　如果說，這就是中國的現實的慈善捐贈環境，那么很多有意愿的捐贈者是不會在網友的道德綁架下，改變自己的捐贈意向的。一個成熟而理性的慈善環境中，首先應該得到尊重的，就是捐贈者的個人意愿。至于國內的學校、慈善機構如何獲得捐贈，這不是通過指責捐贈者不愛國就能解決的，而應該反思我們自身的公益事業是否做得規范、專業。

　　實事求是的說，相比國外的世界一流大學，我國大學在社會募捐方面做得的確很不到位。目前，我國大多數全國重點大學，只想著爭取國家經費（教育撥款和課題經費撥款），而并不重視社會募捐，即使是獲得社會募捐，在回報捐贈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時常引發爭議。比如，學校回報給捐贈者冠名，學校和企業間進行利益交換、使用捐贈經費不透明等。而在國外大學，通常會設有專業機構負責募捐，社會募捐的經費是保證學校獨立辦學的重要力量，學校在給捐贈者冠名、使用捐贈資金方面，也有著一套相當規范的制度，包括通過學校理事會決策、廣泛聽取師生意見，在學校治理過程中，實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捐贈者并不能干涉學校的辦學等。

　　這就是現代大學制度。在現代大學制度之下，學校辦學信息公開、辦學經費都必須用于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因此，捐贈者并不擔心捐贈的資金會被濫用，也不會擔心自己的捐贈不被用到“刀刃上”而被揮霍掉；反觀我國的內地高校，由于本身缺乏現代大學制度，近年來就連國家撥付的經費都存在這被揮霍、鋪張浪費，甚至貪污的情況。因此，很多捐贈者對捐贈給內地的大學，一直處于觀望狀態。試想，時常聽聞諸如“中國科研經費只有40%用于科研”這樣的消息，有多少人認為中國大學缺錢，因為缺錢的大學會這樣對待本已十分緊缺的經費嗎？

　　就連這些高校培養的學生，積極捐贈者也很少。大多情況下，一名學生從某所校畢業之后，就與母校失去聯系，只有等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后，才會被母校“重視”。有一些高校擔心學生一畢業就“人間蒸發”，還會采取扣押畢業證書的方式，要求學生必須在離校前歸還貸款。如此功利地對待校友，怎么可能讓校友真正地關注母校的發展？

　　而在美國大學，學校不但在學生求學過程中重視學生的權利，為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即使在學生畢業之后，也會通過校友會組織，持續關注校友的事業發展。以哈佛大學為例，該校校友捐贈率高達近50%（這還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頓大學校友捐贈率高達近70%），我國有哪所學校能做到這一點？

　　尊重捐贈者的權利，與尊重學生的權利其實是同一個道理，我國社會只有學會尊重每個個體的權利，不是動輒用道德去綁架他人的權利，才可能不斷進步。就學校的辦學而言，也只有每個辦學者都能真正地尊重學生權利，真正對教育負責，才能辦出高質量、充滿人文關懷的大學。不客氣地說，我國當前的辦學者，并沒有一心對教育負責、對學生負責，而只是對政績負責，我國大學在給學生獎助學金時，還采取“評議助學金”“競選助學金”等侵犯貧困學生人格尊嚴的做法，這都傷害大學的形象，但大學卻沒有采取措施扭轉。這樣的大學，能獲得社會的捐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