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口述：被時間卡住的尷尬人生

編者按：

博士普普和王博的人生規劃，因一項人才計劃的調整而改變了。

身為科研“青椒”的他們，原本都奔著成為深圳市后備級人才，并將其作為在深展開科研乃至人生的重要支點。根據《深圳市人才認定標準（2015年）》，他們分別瞄準了后備級人才認定標準中的兩條，近5年獲得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的出站留（來）深博士后；博士后出站留（來）深從事科研工作滿3年者。

如果順利成為后備級人才，他們將拿到每年32萬元、持續發放5年（總計160萬元）的人才補貼。這筆錢，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扎根深圳，更安心地干事業。

然而2021年5月28日，深圳人社局發布通知，自2021年9月1日起，廢止這項頒布于2015年的人才認定標準。

盡管其他硬件條件都夠，僅是未能在截止線前滿足工作時長要求，普普和王博都失去了獲得160萬元人才補貼的機會。

在人民網深圳市“領導留言板”，與普普、王博情況類似的不在少數。有一位網友自述，只因為比政策劃線晚了20多天，他就與“后備級人才”認定擦肩而過。

從滿懷希望到希望落空，普普和王博在人生一次重大抉擇中經歷了過山車。政策變動給他們的人生軌跡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在這前后他們的心路發生了哪些變化？他們向《中國科學報》講述了這段歷程。

“我前腳貸款買了房，后腳人才政策叫停了”

講述人：普普

2020年，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肆虐，這年夏天我從北京某高校博士畢業。留在北京，還是去其他地方闖一闖？我面臨一道關鍵的人生選擇題。

初到深圳，生活充滿陽光

當時已經聯系了北京Top2高校的一個知名團隊。對方對我們組很了解，知道我們的研究和水平，并給我拋出了入站做博士后的橄欖枝。

天平是什么時候向深圳傾斜的呢？深圳以“孔雀計劃”為代表的引才政策已經聲名在外，這在全國都是非常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除此之外，我還想把研究從偏基礎研究引向做一些有應用前景的研究上，我對自己的科研能力也有信心，覺得深圳會是我實現這點抱負的熱土。

加上我是南方人，從深圳回家鄉也更近。在北京和深圳之間，我的決定是后者。

我以博士后的身份入站深圳某研究機構。那時我對自己的科研有著較為清晰的規劃，組里的老師和同學也很友善。呼吸著南方特有的濕熱空氣，初到深圳的我覺得到處充滿著陽光。

好消息也接踵而至：盡管博士后的研究方向與原來方向有一定的跨度，但我仍然在進站半年后，拿到了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資助。根據《深圳市人才認定標準（2015年）》規定，“近5年獲得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的出站留（來）深博士后”，即符合后備級人才認定標準。這意味著，我只要在出站后繼續留深，就能被認定為后備級人才。

這讓我對未來的規劃更加篤定。我心想，只要我把課題做好，同時做好日常工作，我就能安安心心留深，將科研進行到底了。

政策廢止“一刀切”，打亂了所有節奏

2021年春，我們課題組隨單位戰略安排搬至光明區。想到自己以后就在深圳扎根了，抱著“早晚上車”的想法，我在光明區邊上靠近東莞市的地方，貸款購置了自住房。

現在回看，當時還是太莽撞了——我前腳剛剛拿到房產證，后腳深圳市就官宣關于高層次人才的認定政策要取消了。

這個通知一出，意味著像我這樣在2019年9月1日到2021年9月1日這2年間進站的博士，都不能通過正常渠道得到高層次人才的認定。

從下發通知，到正式停止高層次人才申報，深圳市只預留了3個月多一點的過渡期。3個月能干什么呢？博士后在站的時長，至少也要21個月。這種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一下子打亂了和我有著類似規劃的科研工作者的所有節奏。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廢止通知下發這段時間，深圳市許多高校院所在招聘博士后的廣告中，還寫著類似“若在站期間能夠拿到博士后基金，能夠獲得高層次人才認定”的字樣。

去或留，我為什么糾結？

和許多人一樣，我當時也去人民網“領導留言板”反饋，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夠推出一個補充文件，即“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給這些來不及認定的年輕學者們一個追加認定的機會。

得到的反饋非常官方，大意就是“感謝支持、希望理解、敬請關注”。

我也關注了深圳市新的引才政策，總體感受就是，對于我們這些出站的博士，上不上、下不下：既不是應屆畢業生，又因為已經拿過中國博士后基金項目，后續只能申請更高一些的基金和項目才有機會，難度高了不止一點點。

換位思考，許多單位恐怕也不會再喜歡要我們了。

身處這樣的尷尬境地，我身邊有類似境遇的小伙伴們都很郁悶。事實上，與北京、上海、長三角相比，深圳的科研環境、醫療和教育都有差距，大家多少都是沖著高層次人才的安家補貼來的深圳。而現在以“重金”許諾把人籠絡來，結果卻不了了之。我們一個討論群里，都在控訴“這樣做太不尊重人”。

而今，即將出站的我馬上要面對去留的問題。沒有人才認定、沒有住房補貼，只拿一份科研人員的工資，是否還要繼續留深？

留，可以順著這兩年扎牢的基礎繼續原來的科研方向，但是深圳生活成本那么高，我是否能扛得住這份壓力安心科研？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不留，我可能就要換環境、換方向，剛要開花結果的研究被迫中斷，這個沉沒成本太高了。

按照深圳下放到各高校院所的引才政策，“鵬城孔雀計劃”（又稱“新孔雀計劃”）的門檻，首先要求得拿到該單位專設的特聘崗位，才能拿到后續的人才認定和補貼（對應等級的補貼額也下降至24萬元/年，每期3年共計72萬元）。而且，要想拿到，還要跟新引進的、存量的同類人才競爭。

我在站的合作導師希望我能留下，但并不能保證我能拿到特聘崗位——這不在導師的權力范圍內。其實我導師人很nice，承諾留組的話，會給我足以應付生活的待遇，但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啊！

所以，只有真正想留在深圳并長期發展的人，才會對這個政策比較糾結。因為如果當初只是純粹為錢而來，那看到政策就退站走人，或者出站直接走了，不必有任何猶豫。正因為此，我現在有被辜負的感覺。

最后，跳出自己的身份，說幾句關于深圳政策變化的感受吧。

深圳是國家先行示范區，高薪引才或許也是深圳先行先試的一個特權，試驗也有一個窗口期或有效期。但這樣一個重磅的政策卻如此停止，真的經過認真、充分地考量嗎？雖然這樣一項福利性政策，終止它也并不違法，但違約者的權力是不是太大了？

還有人說深圳現在“不缺人才了”，真的如此嗎？我加入過一個博士后工作群，自從政策變化后，“只見故人去，不見新人來”。而且也聽說，許多來深的新PI，想要招幾名博后或科研助理，越來越難。

“我可能再也回不去高校做科研了”

講述人：王博

2016年6月，我從長三角某“雙一流”高校博士畢業后來深圳，專業方向是機械電子工程。

其實當時選擇蠻多的。因為那時單身一人，去哪里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和興趣來定。

肇始：一個“先去企業轉轉”的想法

快畢業時，我已經有幾個offer在手了。有北京的科研院所，待遇不差，而且可以解決戶口；也有知名外企，薪資水平高；還有深圳一家民辦非企業性質研究院的博士后工作，說實話，這個offer給到的待遇是相對低一些的。

但我那時的想法是，身邊的博士畢業后幾乎都選擇了去高校院所，或擔任教職、或繼續科研；我不想一輩子待在高校院所里，還是想先去外面見識一番，有點見識后再回來做科研。這樣，一來能夠看看市場上的需求是什么樣的，二來日后帶著問題回歸高校，或許能在科研中真正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當篤定了這個想法后，去哪里的企業就成了問題的關鍵。深圳，這片在報道中充滿活力的熱土，我在心里對這座城市是有所冀望的。尤其是，了解到深圳對高層次人才的一些優待政策之后。

當時深圳的政策，是博士后出站后在深圳從事科研工作滿3年，可以申請成為“后備級人才”。申請成功后，可獲得獎勵補貼標準為160萬元。

我拿到的深圳offer，來自一家新型科研機構，它雖不是企業性質，但運營方式跟企業一致。而且它有博士后流動站。

這恰能滿足我最初的想法。投遞簡歷后，我從長江畔的科研強市，飛赴了熱土深圳。

晚入站幾個月，什么都變了

本來，如果順利的話，我可以早點辦理入站。但由于辦理博士后入站手續并沒有嚴格的時間要求，所以我入職后并未著急辦理入站手續，導致入站時間比正常情況下晚了幾個月，直到2016年12月才正式入站。

這晚入站的幾個月，讓我對深圳的一切寄望，偏離了軌道。

我剛入站做的是機器人方向，但所在單位的機器人項目一直無法實現盈利，后來整個機器人業務線被調整掉了。這個變動發生在我進站后不久，一些和我差不多方向的博士，選擇了博士后退站或離職。但我不甘心就這么放棄，后來隨著單位的戰略轉型，轉到了人工智能方向。

外人對這種轉變可能感受不太大，但對于我們這種搞技術的來說，是需要不少勇氣和決斷的。需要從零開始，學習新領域的相關知識。

轉到人工智能方向后，我很快適應并深入研究，一干就是兩年多。2018年12月，我從這家單位博士后出站。隨后入職深圳南山區一家知名的互聯網類科技公司。

眼看著我在這家科技公司工作就要滿三年，我沒有等來高層次人才的認定，卻接到了高層次人才認定文件被廢止的消息。

剛開始傳出“風聲”，我們還有點不太信，后來越傳越真，直至看到了正式發文通知。我認識另外3個和我情況差不多的博士，當時幻想著，如果按照來深圳交社保的時間，我們是夠資格的，就特意在2021年9月1日之前提交了申請材料，期待政府部門會酌情考慮。但是結果就是不行，未通過的理由都是“博士后出站后留深工作不滿3年”。

從2019年1月入職新公司到2021年9月1日深圳人才文件廢止，我距離3年工作期滿只差3個多月。但就是這3個月的時間，讓我徹底與“后備級人才”失之交臂。

“我被套牢了”

2020年初，我咬著牙在深圳購置了人生的首套房。那時深圳房價剛開啟一輪瘋漲，我還算幸運，提前“上車”了。但每月約2萬元的房貸，于我而言仍是不小的壓力。

在企業雖說可能賺得比高校院所多一些，但穩定性是不能保障的。如果哪個產品市場表現不行，可能一下就裁掉整個部門。像我搞技術的，如果我參與的項目被裁撤，可能我就得換個新的技術方向，甚至從零開始。這種不確定性，在企業一直都有。

我還能再回到高校院所嗎？我不確定，甚至覺得不可能了——至少短期內不會再考慮。房貸和養家的壓力，讓我沒得選。在現在的企業，我也很難再發表論文、做出學術成果了，而這是通往高校院所的有力憑證。

為什么在企業難作出成果？一方面，在企業做的事情，沒有那么強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企業許多數據都涉及商業秘密，就算做出了成果，也很難公開發表出來。

也想過等賺了一些錢，經濟上壓力沒那么大的時候，再回高校做科研。但現在看有點遙遠了。而且那時我年紀大了，有沒有地方肯收留我，還不一定。

現在最強烈的感受，其實是“我被套牢了”——回不去高校院所做科研，還得乖乖留下來上班賺錢還房貸。這還不算，還得提心吊膽地擔憂著別哪天被裁掉了。

我有時也會后悔，如果當初博士后入站沒耽誤那么久，沒有耽誤三個多月，可能結果會完全不同。但后悔沒用，政策都已經發布了、執行了，還能怎么辦？我只想說，政府部門之后再做這類調整之前，是不是應該先調研一下？這個政策影響的波及面還是很大的，未來想來深做博后的人也會重新考量。畢竟房價那么高、生活成本那么大，對人才有無獎勵，差別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