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雙螺旋結構發表60周年：一頁紙改變人類

　　一頁紙改變人類的例子不多見，但1953年4月25日《自然》雜志上的那篇經典論文就是。

　　詹姆斯·沃森與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現在看上去實在挺短的一則文章里提出了脫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結構的雙螺旋模型。如今的我們見多了精美的DNA結構圖，腦海中會一下浮現那個雙鉸鏈，但當時完全沒條件，論文中唯一的簡樸插圖還是克里克的夫人所畫。

　　這篇論文等于頒布了人類基因的圭臬。現在幾乎所有生物實驗室的走廊里，如果需要懸掛科學家的照片來裝飾一下或供人仰止，都要有沃森和克里克。

　　詭辯者會說，他倆這不叫“改寫”人類，即便缺少其偉大發現，你我體內的DNA也還是雙螺旋，不會變成十八彎，就好像幾個月前我們才知道人體細胞中也能有DNA四螺旋卻一直都沒啥影響。這是自然。但在1953年隨后的60年里，我們也不會看到基因工程藥物，不會有從人類到西紅柿的各種生物基因組圖譜噗噗簌簌地蹦出來，不會有基因突變研究，甚至不能對癌癥的發生、畸形提供理論基礎——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許多領域隨之消散。

　　時間推回到當年，沃森和克里克并沒有扔下什么重磅炸彈，雙螺旋結構在科學舞臺的登場是寂靜的——盡管1953年《自然》雜志統共發表了7篇關于DNA結構和功能的論文，但只有一家英國全國報紙《新聞紀事》（News Chronicle）提到雙螺旋。等到DNA涉及蛋白質合成的機制雛形初現的時候，生化領域才開始真正對這一結構感興趣。在論文發表9年后，諾貝爾獎也認可了。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當初科學界對雙螺旋的接納竟如此的冷淡。DNA雙螺旋結構發現，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施旺的細胞學說一樣，是生物學界最重要的標志——它在生命科學中的地位，就如同相對論在物理學中、元素周期表在化學中的地位一樣。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在雙螺旋結構發現之前，遺傳學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統計學和信息學——其各種理論是對遺傳現象的總結。雖然彼時人們已確證遺傳信息傳遞的載體是DNA，但是對DNA究竟如何作為基因的物質載體，始終沒有確切認識。但是DNA的雙螺旋結構，不僅讓人們知道了這點，也幾乎在物質上解釋了之前傳統遺傳學的全部理論。此為承前。

　　再道啟后。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直接導致了隨后的中心法則，而中心法則可說是現代生物學的骨架，整個學科在分子水平上幾乎都是基于中心法則的；另一方面，該發現為之后限制性內切酶（能識別并切割特異的雙鏈DNA序列）和PCR技術（一種生物體外的特殊DNA復制）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兩個名稱貌似很復雜，但絕不是那些故弄玄虛的貨色，它們使人類可以自由的操縱基因，從而通過人工方法獲得各種生物大分子（技術意義）進行研究和應用。

　　時至今日，在分子水平上自由操縱基因，已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幾乎每個實驗室都可以做的，不過是有錢的進度快點，窮的進度慢點，如此而已。

　　雙螺旋之后，還想說一下論文的兩位作者。克里克在2004年辭世，據其同事講他最后一刻是在修改一篇論文，“至死猶是名科學家”。而沃森仍健在，是一位——用生物學家們的話說——“還活著的科學家里，牛頓那個級別的人物”。而提到沃森不能不想到冷泉港實驗室，一所世界影響最大的研究院之一，由沃森接管多年。無論美國經濟怎么動蕩，那里始終經費充裕。此圣地編寫了許許多多生命科學教材，或也讓沃森在科學家后，可以冠上教育家這一名頭。而世界各地新一代的生物學家，在他二人的肩膀上，從解碼和修補DNA轉至了全新的戰場——重寫遺傳密碼，人工合成生命。

　　以上，是對所有現代生物學來說。

　　正欲擱筆，我的企鵝通訊工具上一位專搞生物化學的小小實驗員頭像亮了，遂捉住問，像你們這樣的專業人，都怎么看沃森和克里克？他說他們倆嗎，那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