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平臺建設，是機遇也是挑戰

　　從2015年開始，國內醫藥政策開始發生顛覆性變革，這股風暴一直刮到了2017年。國家藥監局、衛計委陸續出臺一系列政策法規，優先審評、簡化審批程序、快速進入醫保等政策的推行，加速了創新藥在我國的上市速度。

我國將推動一大批企業實現藥品質量標準體系與國際接軌。

　　1月20日，健康報社與相關醫學科技機構聯手舉辦的2018年中國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發展高峰論壇在京舉行。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技術副總師、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志南在會上表示，到2020年，我國將突破10~15項重大核心關鍵技術，初步建立國家藥物創新體系；到2025年，10~15個我國自主產權新藥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或歐盟認證和世界衛生組織（WHO）預認證，進入國際市場。

　　目前，政策的支持、資本的青睞、企業的努力，都在推動我國新藥研發的進展，這也對我國臨床科研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中國工程院院士桑國衛表示，臨床實驗在整個新藥研發中起到最為關鍵和重要的作用，目前亟須推動我國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GCP）示范平臺建設，提升我國藥物臨床實驗的整體水平。

　　國際化助推藥物研發創新

　　中國曾被長期排除在ICH（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成員之外，因為我國認可的藥物政策法規很大程度上是遵照WHO的標準，而WHO被認為是全球最低標準，ICH則是發達國家的最低標準。但就在2017年6月19日，中國國家食藥總局（CFDA）正式成為ICH正式成員，這也意味著中國的藥品監管體系已真正融入國際社會認可的監管體系中。

　　ICH是由美國、日本和歐盟三方的政府藥品注冊部門和制藥行業在1990年發起的，主要目的是協調全球藥品監管系統標準化——類似WTO在各國貿易中扮演的角色。國家食藥總局國際合作司司長袁林表示，CFDA加入ICH將更好地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助力我國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推動藥物研發創新。

　　利好政策下，陳志南表示，2020年，我國將推動一大批企業實現藥品質量標準體系與國際接軌，研制并推動10~20個化學藥及高端制劑、3~5個新中藥、3~5個新生物技術藥及其伴隨診斷試劑在歐美完成藥品注冊，2020年前國際ZL到期重磅藥物90%以上實現仿制；2025年，通過WHO、ICH等國際組織，我國將更多地參與主導國際生物技術藥物、化學藥物、中藥國際標準制定，發展針對重大疾病及某些重要罕見病的化學藥物、中藥和生物技術藥物新產品，實現30~35個創新藥物產業化，進一步加強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國際競爭力，推進我國醫藥國際化發展。

　　在重點產品方面，陳志南表示，要發展新型化學藥物，研制并推動10~20個小分子藥物及其高端制劑，包括靶向抗腫瘤藥物、抗腫瘤小分子免疫藥物、心腦血管及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藥物、代謝性疾病藥物、原創天然藥物及抗耐藥菌藥物；自主研發25~35個創新生物藥物，其中10~15個位原創新藥，包括新靶點、新表位、新功能抗體藥物，新型疫苗，重組蛋白藥物，免疫細胞治療制劑以及干細胞及衍生產品。我國還將開發中醫優勢病種的創新中藥，構建中成藥及其原料的生產全流程標準體系，研發10~20個中醫治療優勢病種，推動中藥制藥行業技術升級和智能制造。

　　另外，“十三五”目標就是建立獲得國際認可、符合國際新藥研究規范的新藥臨床評價研究技術平臺，成為國際或國家進行新藥臨床評價的基地。桑國衛表示，“十三五”對臨床試驗平臺也提出了新要求，特別是在國際化上，要求平臺整體研究水平達到國際規范要求，所獲數據及數據管理實現與發達國家雙邊或多邊互認。而國際化帶來的巨大機遇也成為臨床試驗新的歷史條件，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是當前需要應對的首要問題。

　　臨床實驗要有科學基礎

　　“臨床實驗在整個新藥研發中起著最最關鍵、最最重要的作用，比較臨床前、臨床中和上市以后的四期臨床，一期、二期、三期臨床實驗持續時間一般需要6~7年，成本占比在65%以上，耗時最長，成本最高。”桑國衛說。

　　但是，我國臨床試驗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從2015~2017年CFDA核查中心所做的工作和總結分析來看，我們國家新藥臨床實驗的質量意識還有待加強。桑國衛表示，在臨床試驗過程記錄及臨床檢查、化驗等數據溯源，方案違背，試驗用藥品管理過程與記錄，安全性記錄、報告，生物樣本檢測試驗過程、記錄及分析測試圖譜溯源方面都存在問題。

　　“用老百姓的話說，GCP就是要寫明你要做什么？你做了哪些？有沒有把做過的都記錄下來？”桑國衛說，“GCP基本是質量管理體系，包括臨床醫學、臨床運行、數據的科學、藥品的安全、監督管理等，這對監管部門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無論是ICH還是WHO都提出了GCP，監督管理無論是生物藥還是化學藥都必須有科學的基礎。”

　　目前，國際上生物制品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全世界十個占有市場最大的藥物中，七個是生物制品，生物制品和臨床實驗也越來越重要。桑國衛表示，對于生物制品的臨床研發，思路遵從一般藥物臨床研究規律，靶向藥物/免疫治療藥物的開發則在經典研究模式基礎上有所改變。

　　“生物制品的免疫毒性、免疫源性的評價一定要貫穿在生物制品的全生命周期，而這些不良反應的發生跟我們化學藥的不良反應的發生靶點、發生的情況、處理的原則完全不一樣。所以要依據產品的自身特點制訂臨床研究計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桑國衛說。

　　在新的國際化歷史機遇下，桑國衛表示，臨床試驗的相關方需要共同協作，從不同的疾病領域、不同的專業建成優秀的GCP單位、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及第三方監督單位，要高度重視建設GCP機構的執業誠信體系。“誠信體系沒有了，所有的東西都沒了，根本談不上GCP的問題。”

　　另外，桑國衛建議，要建立符合國際要求的臨床試驗倫理審查原則與倫理委員會，包括區域倫理委員會，修訂跟撰寫符合國際要求的GCP指導原則，全面推動基于大數據技術的質量管理體系，逐步建立符合CDISC數據交換的標準，如國際醫學用語標準、藥品名稱標準、醫療信息數據交換標準，建立面向臨床研究的數據庫。

　　藥物臨床實驗設計發生變革

　　在精準醫療的當下，臨床實驗設計也發生了較大的變革。

　　精準醫學臨床試驗分為“籃式”研究和“傘式”研究，“籃式”研究就是將某種靶點明確的藥物視為一個籃子，然后將帶有相同靶基因的不同癌癥放進一個籃子里進行，“籃式”研究的本質就是一種藥物應對不同的腫瘤，使帶有相同靶點的不同腫瘤患者使用一種靶向藥物治療，實現腫瘤異病同治。

　　而“傘式”研究就是把具有不同驅動基因的肺癌，如KRAS、EGFR、ALK聚攏在同一把雨傘之下，這把大傘就是將不同的靶點檢測在同一時間里完成，然后根據不同的靶基因分配不同的精準靶藥物。

　　桑國衛表示，“傘式”試驗的最大優勢在于將非常少見的突變事件集中起來，變少見事件為“常見”事件，這無論對加速少見疾病的臨床試驗還是對于某一個個體獲得精準治療的機會，都具有特別的意義。

　　“過去的藥物研發通過對發明的新藥進行臨床試驗，篩選出獲益人群，而現在是通過患者的生物學、基因學差異來選擇相應的靶向藥物進行試驗入組。”桑國衛說，這兩者的“顛倒”是藥物臨床研究領域的重要變革。

　　桑國衛表示，過去臨床研究強調關注藥物的藥代動力學、療效及不良反應，而現在的臨床研究更加關注預測生存、各個研究終點以及各種分子標記物，這兩大改變可望使臨床試驗的成功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