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法醫的困惑：資質認證懸而未決，技能無處施展

　　2004年6月，天津市海洋局訴“塔斯曼海”輪污染海洋生態環境索賠案開庭。視覺中國供圖

　　原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長高振會經常面對這樣的“犯罪現場”：大片枯黃的稻田被澆灌了工廠排放的污水，可方圓五公里內的幾家工廠誰才是肇事元兇？海上泄露的石油動輒漫延數十公里，捧著一兜死亡的蝦蟹，漁民們也不知道該怪罪油輪還是油井。

　　就像法醫面對事發現場的尸體、指紋、毛發里的DNA等，鎖定犯罪嫌疑人一樣，“環境法醫”也會通過各種技術，抓住環境污染背后的“兇手”。

　　高振會解釋，“把環境比喻成一個人，人的行為對環境造成了損害和破壞，對損害進行鑒定評估的人就是環境法醫。”

　　每個污染物都有獨特的“指紋”

　　2006年大年初五，山東長島縣大黑山島的百姓還沒高興地過完春節，就發現附近海域漂浮著大量的黑色油塊。這些油塊呈粘稠狀，有拳頭或雞蛋大小，單憑肉眼根本無法判斷類別。不久后，長島其他島嶼和龍口、招遠等地又相繼發現油污染。為此，國務院成立了由國家環保總局、國家海洋局、三大石油公司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聯合調查組不敢怠慢，他們在渤海區域進行地毯式地拉網檢查，對每一口油井進行了取證，將采得的樣本分發到各單位進行鑒定。然而，鑒定過程卻亂成了一鍋粥。有的單位鑒定說油污屬于勝利油田，有的分析說油污來自中海油的海上油井，卻都沒有比對成功。

　　“案發現場”長島屬于渤海海域，油污卻不是來自渤海，這讓各家單位傷透了腦筋。時任國家海洋局北海檢測中心主任的高振會判斷，油污可能是油輪運輸時泄漏的，既然這些油污和中東地區的油差別很大，那么不妨取些南海區域的原油來進行分析。通過油指紋鑒別技術進行比對，他們發現南海的原油與長島的油污十分相似。

　　高振會和同事立即趕到廣東，借助海監、船舶部門，查詢到了油輪的裝載情況和目的地信息，恰好發現一條名為“大慶91號”的油輪在那段時間駛向遼寧。此時距離發現油污已有半年時間，復原“案發現場”十分困難。不過，高振會和同事還是大體推算出這條船的航程，并且通過海流漂移模型，估算出油污漂到長島的時間。

　　最終，高振會和同事在遼寧錦州找到了正在船廠修理的“大慶91號”油輪。在事實面前，油輪方不得不承認，“大慶91號”于2005年年底在遼寧海域因船體破損造成原油泄漏。事發時正值冬季，溢油難以發現，等到次年春暖才導致溢油大面積漂浮。

　　盡管距離“偵破”2006年長島油污染事故已有10年時間，高振會仍然難掩興奮之情。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油指紋是石油中的一種標志化合物，在生成石油時就已存在，經歷長時間的風刮日曬也不會發生變化。“環境法醫”根據儀器測出的標志化合物圖譜進行比對，就如同將犯罪嫌疑人的DNA與作案現場發現的DNA相比較。

　　油污的“指紋”是標志化合物，對其他污染物而言，也有屬于它們各自的“指紋”。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下稱司法部司鑒所）副研究員馬棟接觸過一個污染事件，某地的水源被污染了，但上游存在著好多家化工廠，難以確定污染源。這時，同位素指紋識別技術就派上用場了。

　　馬棟說，他們首先從被污染的水源中取得水樣，通過分析污染物縮小了污染源的范圍，鎖定了附近的幾家工廠。再將化工廠使用的原料，以及它生產過程A、B、C、D各環節的中間體提取出來，與污染物進行同位素指紋比對。

　　由于化工原料的進貨渠道與進貨批次不同，每個原料的碳氫氧氮同位素比值都有細微的差別。一旦在某個工廠的原料和中間體中，發現了與污染物相同的同位素比值，那么馬上能夠確定它就是污染源。

　　資質認證懸而未決，“環境法醫”無處施展

　　別看同位素指紋識別現在被用于環境損害鑒定，最初它可是正兒八經的公安刑偵技術。

　　馬棟說，他的單位起初使用同位素指紋識別技術檢測毒品。通過分析不同海洛因中的同位素比例，可以方便地判斷出它們的“家鄉”是金三角還是金新月。這些情報反饋到有關部門，能夠提醒毒品產地附近的海關注意新型運毒方式。

　　后來，同位素指紋識別技術又被用于食材檢測。“食藥監局把繳獲的麻辣小龍蝦，或者火鍋底料交給我們，我們經過樣品前處理，提取后進行質譜分析，大部分都可以檢測出罌粟堿的成分。”馬棟說。

　　在他看來，環境污染物檢測與人體毒物檢測在技術原理上是相通的，它們檢測的目標物一樣，只不過取證的檢材不同。在環境污染中，檢材可能是植物、土壤和大氣，而人體毒物的檢測則是血樣和尿樣。

　　2011年，江西的一戶村民來到了司法部司鑒所。村民表示，他們住在一家工廠附近，飲用自家水井中的水，造成皮膚腫塊、骨頭痛等癥狀。當地醫院分析他們的血樣后，懷疑是鎘中毒造成的，但是工廠一直不予承認。

　　馬棟記得，當時村民有兩個委托事項，一是檢測血液里的鎘濃度是否超標，二是判斷鎘超標和他們的疾病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馬棟所在的法醫毒物分析研究室，只用2天時間就檢測出村民的血鎘超標，法醫臨床研究室的同事也很快確定了鎘中毒造成村民患病的事實。

　　然而，盡管司法部司鑒所在污染物檢測、現場勘查等環節擁有優勢，目前開展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工作卻十分有限。“我們一年要做三萬多個案子，其中牽涉到環境的只有幾十例。”馬棟說。

　　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分析道，2016年之前，環境損害不屬于司法鑒定序列，司法部司鑒所沒有相關的資質，只能從事法醫類、物證類、聲音圖像類等傳統業務。另一方面，環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損害要素很多，包括森林、生態、水體、土壤、大氣等，僅僅靠他們一家機構很難獨立完成。

　　如今，馬棟顧慮的兩個問題都有了解決的可能。

　　今年1月，司法部、環保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規范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管理工作的通知》，這意味著針對“環境法醫”的資質審核即將拉開大幕。不久，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損害鑒定評估專業委員會（下稱專委會）隨之成立。該專委會吸收了環保、法律、農業、海洋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力圖為“環境法醫”打造多學科的技術保障團隊。

　　作為專委會的秘書長，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副院長張元勛對團隊的技術互補能力充滿期待。據他透露，近期廣西某地發生非法傾倒垃圾事件，團隊原本只派了一位經濟專家做鑒定評估。后來，為了更好地幫助經濟專家理解環境損害的情況，團隊中的另一位水環境治理專家也趕了過去。

　　不過，張元勛對“環境法醫”的資質認定問題仍然憂心忡忡。在他看來，雖然環保部門已經認證了一批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機構，司法部司法鑒定管理局也在考慮資質認證的問題，但是行業內的一些公司仍然處于魚龍混雜的局面。

　　“有些很大的分析鑒定公司，拿到水樣也不進行測試，只是根據經驗隨便編個數。有些小的公司還會被客戶威脅，檢測結果不合格就不給錢。”張元勛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甚至有一些行業內的掮客，說是幫老百姓去打官司，但是索賠的錢要分一半給他們。”

　　生態損失如何計算？行業需要操作標準

　　1995年入行的張元勛算是環保行業“老江湖”，他對環境損害鑒定評估行業的評價是“一片混亂”。

　　“沒資質，也沒標準。咱們國家水的標準很多，飲用水標準、污水排放標準、一級標準、二級標準。但是如果在缺乏背景數據的情況下，池塘被污染了，肇事者需要把池塘恢復到什么程度？沒有一個打官司的標準。”張元勛說。

　　標準的缺乏還體現在污染賠償上。2014年，貴州的一位養殖戶發現，自己養殖的蛋雞陸續死亡、活雞產蛋率下降，還伴有生產軟蛋和畸形蛋等情況。該養殖戶認為，附近修建公路的企業長期放炮，噪音巨大，嚇死了他養殖的9000多只雞。可是，該施工企業并不承認自己有責任。

　　該養殖戶最初求助的是環保專家，但環保專家認為噪音污染很難鑒定，去現場檢測時，對方很容易關掉聲音，無法還原現場。直到養殖戶找到農業部門的畜牧專家，才搞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畜牧專家證實，雞蛋形成前要通過輸卵管排下，突然的炮聲或長期噪聲影響會使雞受到驚嚇，卵子進入蛋雞腹腔內將會形成致命的腹膜炎。

　　解剖結果支持了畜牧專家的結論，但養殖戶與施工方對于賠償金額也存有極大的爭議。最終，承辦該案的清鎮市人民法院環保法庭找到了貴州省畜牧獸醫研究所的高級畜牧師，結合產蛋量、產蛋周期、蛋價、噪音對雞的影響等因素，使用定損計算模型，才計算出該養殖戶的損失。

　　因此，張元勛認為，專委會不妨從個案出發，從頭到尾走完環境損害鑒定評估的全部流程。經過幾個案例的經驗積累，形成環境損害基線（即某地區污染前的環境背景數據）界定、溯源對比、因果關系判定、損害程度評估等一套標準化的操作方法。

　　實際上，沒有人比高振會更明白標準的重要性。2002年 11月，外籍“塔斯曼海”油輪與中國船舶“順凱1號”在天津海域發生碰撞，造成“塔斯曼海”輪大量原油泄漏。高振會與時任天津海洋局局長張海河判斷，“塔斯曼海”輪泄油對渤海灣造成嚴重污染，理應對其提出海洋生態污染損害索賠。

　　困難是顯而易見的。翻遍了《海洋環境保護法》，高振會只看到一句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卻找不到相關的賠償標準。至于海洋生態賠償的概念，那時也沒有多少人知曉。

　　沒有國內的依據可循，高振會只好和同事查閱、引用了大量國外資料，確定“塔斯曼海”輪泄油事故造成的生態損失高達9479.25萬元。然而，天津海事法院一審僅判決被告賠償996萬元，遠低于天津市海洋局的生態索賠金額。

　　“沒標準，爭議就比較大。國外說，我們認為你們的損失不是這個數。法官也感覺很無奈，沒標準我怎么去給你判？”高振會說。有鑒于此，高振會和同事制作了《海面溢油鑒別系統規范》和《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兩項標準。

　　這兩項標準在4年后派上了大用場。2011年6月，蓬萊19－3油田發生特大溢油事故，國家海洋局根據《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估算出溢油造成的損害，并向康菲公司提出生態損害索賠要求。最終，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總計賠償了16.83億元，創下了國內類似事件的最高賠付紀錄。

　　歷經坎坷，中國海洋生態索賠終于有了自己的標準。對于其他領域的“環境法醫”來說，制定成形的標準依然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