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能治理不能“過界”

劉永謀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近日，某高校一學生自治組織自管會稱，從12月5日起將在學生宿舍檢查中啟用執法記錄儀。此舉在網上引發很大爭議。支持者認為，執法記錄儀記錄雙方行為，出現問題和糾紛有據可查。而在反對者看來，由于學生宿舍屬于私人空間，在查寢中用執法記錄儀間斷拍攝，明顯侵犯了學生的隱私權。

　　雖然后來該校宣傳部相關人士表示網傳的“自管會執法記錄儀使用規定”在征求意見環節就已被否決，但筆者認為這一事件體現出的爭議和分歧在高校管理中仍頗具代表性。

　　近年來，校園管理中類似的新聞時有發生，比如使用智能校服全天候監控學生、在女生宿舍走廊安裝攝像頭。在此次事件中，執法記錄儀收集的學生寢室隱私信息很容易泄露出去，被用于商業甚至是違法目的，這已經不限于單純的教育管理，而將導致更大的問題，必須加以阻斷。以高校查寢為例。查寢時出現的學生舉報財物丟失等問題，可以有很多辦法解決，比如兩人以上查寢相互監督、宿舍無人不查寢等，為什么一定要用諸如執法記錄儀這類“奇葩”方法？

　　學校既負有教育責任，也有保護受教育者隱私權不受侵犯的責任，不能以教育名義侵犯學生的隱私權。從育人理念看，全面監控與培養人格健全，自尊、自愛、自強、自律、自信的公民之教育理念相沖突，是一種簡單、粗暴而懶惰的管理方法，在教育和管理學生中弊大于利，在實際應用中效率不高而且矛盾叢生。

　　隨著智能革命的興起，各種新科技尤其是信息通信技術被廣泛用于各種公共治理活動中，當代社會已成為“技治社會”。在學校事務中，從學生管理、教師管理到教學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財務管理和校園管理，所有管理環節均采用了諸多智能治理新措施，也帶來很多科技倫理問題，隱私權爭論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最近熱議的大學用人臉識別封閉校園、學生使用ChatGPT 寫作業涉嫌學術不端等都與科技倫理問題相關。

　　與學校技治相關的科技倫理問題多與過度治理有關。學校當然要進行治理，但“用力過猛”就可能走向反面。過度治理越出應有界限，合理合法的技術治理就可能成為無理違法的技術操控，并招致被治理者的強力反彈。比如，在電子監控問題上，并非越多、越細越好。很多社會參數并無必要獲取，一些違紀違規行為應該歸入道德領域。過度監控可能成為阻礙治理的反作用力，浪費人財物，陷于信息過載中，嚴重降低智能治理的效率。

　　總的來說，學校技治中出現的倫理問題屬于新發問題，可資借鑒的現成應對經驗不多，需要更充分地研究、討論和預警，預先規劃、提前布置和不斷反饋調整，努力規避可能出現的各種科技倫理風險。

　　首先，牢記治理的限度。在校園管理中運用新科技是大勢所趨，既不能簡單拒絕，亦不能不計風險地“照單全收”。學校技治存在一條界線，控制界限是設計者和治理者必須考慮的最重要問題。當然，這個邊界不會像物理學定律一樣清楚和精確，但對它應有一個大致的認識，尤其要對何為“過界”有較清晰的理解。一個技治系統如果對治理和操控的界限沒有任何規定，就抓不住所面對的諸多問題的要害。

　　其次，細審治理的情境。并不存在一條適用于學校技治的所有場合、能解決所有科技倫理問題，同時又始終不變的界線。必須針對具體的技治語境，比如在什么地方、采用何種技術、用來干什么等進行仔細審查，再具體劃定治理與操控之間的界限。而且，隨著治理情境的變化，學校技治的界限也可能發生變化，因此要不斷監控和反饋技治實踐的情況。

　　再次，關注師生的權益。在學校技治中，個體的被治理者（尤其是學生）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容易受到技治措施的“傷害”。在統一推行前，各種技治措施應重點審查對師生的沖擊，認真聽取學生代表的意見和建議。

　　最后，加強科技立法工作。在某些情況下，學校技術治理不僅涉及倫理界限的討論， 也與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及時跟上新科技發展的步伐有關。比如，強制中小學生穿戴智能校服已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的指導原則。此時，倫理的力量有限，需要剛性的法律法規實現此類保護。當學校、家長和生產商可能侵犯未成年人的隱私權時，需要政府和社會介入，對智能校服的生產和使用作出明確規定，保護未成年人。

　　必須指出，“科技是否突破倫理界限”的說法值得商榷。嚴格地說，科技本身無所謂“突破倫理界限”，科技倫理問題是新科技的應用（如在宿舍中使用執法記錄儀）是否合乎主流倫理觀念的問題。換言之，是否突破科技倫理界限的責任者是學校、家長以及設備生產商，不能簡單地將質疑指向新科技，甚至走到反對在校內使用新科技的錯誤方向上去。